两国不能做听天由命的选择题而要做勇于担当的必答题

　　张腾军

　　近日，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99岁生日之际，中美民间机构举办了“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会议回顾了基辛格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的积极努力，并就当前中美关系进行了研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王毅表示，基辛格博士曾说，要有“外交哲学”，而不是仅仅把外交当成“行政事务”。身处动荡变革的时代，人类需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新哲学。

　　关于何为外交哲学，国际关系学界尚无一致看法。简单地说，外交哲学可以看作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兼具外交理论与实践的价值体系。具体而言，世界观，即基于一国持久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对国际事务的根本认知与价值理念；方法论，即对外交工作的基本看法和行动指南。基于这两个层面的分析，王毅所提的“外交新哲学”可以这样理解：和平共处就是对中美关系根本性质的认知和判断，合作共赢则是对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具体路径。

　　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研讨会现场画面（来源：外交学会官网）

　　半个世纪前的1971年7月9日，肩负重要使命的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乘机秘密访华，这次载入中美关系乃至现代国际关系史册的重要访问，为打破中美两国长达22年相互隔绝的局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亲自参与设计并推动中美关系破冰，也成为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重要、最耀眼的篇章之一。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等中美老一辈领导人，以其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中美关系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正是当时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战略思维和远见不断趋近的结果。

　　在特朗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并导致中美关系急剧下坠前，两国关系历经四十余年风雨不断向前发展，其根本动力就在于历届领导人能够顺应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始终注重通过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理解，通过互利合作强化利益纽带，不断拉近对国际事务和两国关系的认知，凝聚共同发展的信念和愿景，在求同存异中寻找方向。

　　基辛格曾表示，那次秘密访华本着“打破僵局”“要和平而非冲突”“从接触中受益”的精神，双方在会谈中增进了对很多问题的相互了解。“50年后的今天，美中两国间的合作需求并没有减少。两国关系仍然至关重要，甚至比1971年时更加至关重要。”这是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两国有识之士对中美关系朴素而深刻的判断。然而，诚如王毅所言，中美关系正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歪曲，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危险。

　　这些挑战首先来源于近年来美国对华认知的重大转变。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提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种意图的国家。”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知，美国鼓吹“对华接触失败论”，渲染所谓“民主与专制之争”，大搞“民主国家联盟”，提出所谓“三分法”“三点论”，试图用大国竞争甚至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当对中国的根本认知发生偏差，那么对华政策便不可能回到正确轨道。

　　如今的美国对华政策团队，并不缺少职业外交官或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中的多数对中国发展及中美关系带有浓厚的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中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利益视而不见，宁可牺牲国内民众和产业的利益也要遏制中国，实在是50年目睹之怪现状。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正是因为美国缺乏有战略思维和远见的领导人，缺乏有成熟“外交哲学”的政治家。

　　中美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有别、历史文化存异，这是客观现实，但并不是美国政治精英新近才取得的什么“重大发现”。事实上，从中美交往之初起，双方便已意识到这些差异乃至分歧。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总结道，中美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着眼务实，中国偏重概念；美国未受邻国威胁，中国周边则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制定实际可行的计划，重视拿出结果；中国则只确定总原则，关注大局发展。这些差异反映到外交层面，便产生了两国间不同的互动模式。

　　但是，如果50年前两国领导人能超越眼前问题、寻求共同愿景，那么现在没有理由不能重来。诚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中美在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这并不必然成为双方难以和平共处的阻碍，关键还在于两国能否在攸关彼此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取得一致，能否就两国关系的未来凝聚共同认知。

　　基辛格表示，“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中美关系发展至今，不能再恶化下去了，两国不能做听天由命的选择题，而要做勇于担当的必答题，是时候共同构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外交新哲学”了。这既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所愿。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值班编辑：王琳